蓝红军：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论翻译史书写的会通视角
摘要:从学术史层面回顾我国近三十多年来的翻译史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出整体史和碎片化两种翻译史书写取向,它们各有侧重,功能各异,虽然并未出现不可通约性的范式更迭,但两者背道而驰,愈行愈远。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翻译史研究分工逐渐细化,需要更为多样化的书写方式以回应学科发展的需要。会通是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的另一条道路,包括宏观与微观、史实与理论、史学和翻译学之间的会通,它并不否定整体史与碎片化,而为这两者提供联通和补充。
关键词:整体史;碎片化;翻译史;会通
作为翻译学的一项基本内容,翻译史近年来已成为译学研究的一大热点,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相关课题受到史学界、社会学界和比较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虽然翻译史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取得了日益增多的研究成果,但与其他成熟的学科相比,其学术积累还颇为单薄,未来必定要经历一个筚路蓝缕的探索过程,其中首先需要加强的就是方法论的建设。这意味着不仅要加强对译史隐逸的钩沉,对第一手史料的发掘,还需强化史学思维,确立史学观念和建设翻译史的叙述话语,从而以真正具有史学意义的研究拓展与深化译学论题,以翻译史实的发现来建构和阐发翻译学理论,为翻译学学科发展奠定“经验性”和“实践性”基础。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学术史回顾。对翻译史研究作宏观扫描,可帮助了解已有翻译史研究的对象域和问题域,厘清发展脉络,辨明发展趋势。通过对翻译史研究历时发展与共时扩展的考察,寻找其与翻译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发展之间的联系,可以更好地汲取过往研究经验,创新研究方法,推动翻译史研究的整体发展。而将个体学者的研究置于学术史背景下加以观照,也有助于发现其研究的价值与贡献。鉴此,笔者拟从学术史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著史情况做一简要回顾,试图从学科发展视野来解读当前翻译史书写方式的理论源流,进而对翻译史书写方式创新提出建议。
一、翻译史书写的整体史取向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而言,尤其是学科(领域)初成之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开展学术经验的反思是必做的功课。众所周知,翻译学是新生的学科。尽管翻译活动和针对翻译所进行的研究活动历史悠久,但真正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翻译史研究却为时不久①,翻译史撰写还只是“一个近期现象”(孔慧怡,2002),因而对翻译史研究的学术理路进行粗疏的概括不无可行。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史著述情况,大致可以将翻译史基本书写方式归纳为整体史和碎片化两种取向。
受传统史学观影响,前学科阶段的翻译史书写基本秉持长时段、整体观的学术理念。中国堪称历史之国,历代学者都把史学研究作为涵养学术之本,而“‘治史求通’的观念在中国史学中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耿雪,2014)。史学大师钱穆曾言,“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钱穆,2001:152)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史学传统中对“系统”的重视。以“通史”和“全史”著述为目标的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各科历史的书写,钱伯城在评论中国文学史研究时也说,“中国文学史研究长期以来有一种追求大而全的宏观气势的风尚”(钱伯城,2008:l)。同样,在西方史学研究中,宏大叙事也是长久盛行的编撰框架(Megill,1995:151)。浸淫于这种传统中,学者著述翻译史时倾向于采用“整体史”的书写方式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从马祖毅(1984)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陈玉刚(1989)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谭载喜(1991)的《西方翻译简史》,臧克伦(1991)的《中国翻译史话》,陈福康(1992)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到黎难秋(1993)的《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等,无不体现出“通”与“全”的特点,体系宏大,体例完整,以时间先后为逻辑进行线性铺陈,以人物和事件为主作史料分类,长于叙述而略于史实细节。
翻译史撰写采取整体性的宏大叙事方式还有着更为重要的学科体系建构的动因,因为“撰写学科发展历史对于一门学科的确立来说至关重要。每一门成熟的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史,记录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式事件”(许钧、朱玉彬,2007:452)。翻译本无学科名分,为了圆“翻译学之梦”,历代学者付出了诸多努力。早于1951年,董秋斯就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主张,呼吁为了学科的建立而撰写一部《翻译学》和一部《中国翻译史》(董秋斯,1984:543)。董氏的倡议成了一种号角,不少学者以之为任,竭力为翻译学书写属于自己的“大历史”,以证明翻译学配有独立的学科身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有数十部翻译史著作问世,其中通史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学术位置。除了以上提及的之外,还有黎难秋(1996)的《中国科学翻译史料》,王克非(1997)的《翻译文化史论》,马祖毅、任荣珍(1998)的《汉籍外译史》,马祖毅(1999)的《中国翻译史(上卷)》,李亚舒、黎难秋(2000)的《中国科学翻译史》,黎难秋(2002)的《中国口译史》,马祖毅(2006)的《中国翻译通史》,谢天振(2009)的《中西翻译简史》,高华丽(2009)的《中外翻译简史》,刘军平(2009)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王晓丹(2000;2012)的《翻译史话》,陈福康(2011)的《中国译学史》等。这些著述大多按标志性事件进行阶段划分,按时序进行史料编排,以汇编的形式呈现资料。此外,还有并非以“史”为名的翻译史资料,如林辉(1988)的《中国翻译家词典》、林煌天(1991)的《中国科技翻译家词典》和林煌天(1997)的《中国翻译词典》等,都以时间跨度大、收纳全面为特点。
这些著述和资料汇编不仅证明了翻译有史,而且证明了翻译历史的悠久与宏大,从而为翻译学获得合理的学科身份提供了充分的辩护,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索引。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将这些著述基本采用整体史书写方式的现象全部归因为治史传统,在翻译学未取得独立的学科身份之前,这些著述及其叙事方式无不反映了学者们的学科体系意识和为翻译学获取学科身份而作的努力。
从书写方式来看,“大而全”与“精而深”既相悖又互为补充。不难看出,在较早出版的翻译史著作中,“面面俱到”的整体性研究居多,“精耕细作”的专题性研究少。虽然整体性研究与专题性研究只是体裁之别,而并无高低之分,但过偏于其一,必然反衬出另一方面的空白或薄弱。应该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翻译史研究者并不满足于大而化之的粗线条描述,逐渐尝试打破“通贯古今”的治史方法,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如孙致礼(1996),郭延礼(1998),王向远(2001),王建开(2003),王秉钦(2004),谢天振、查明建(2004),方华文(2005),孟昭毅、李载道(2005),李伟(2005),查明建(2007),孙致礼(2009),杨义(2009)②,郑意长(2010),王晓丹(2012)等。这些断代翻译史研究无疑推进了译学的发展,而从其书写方式来看,这些研究保留着时段长、跨域广、内容全面、结构完整、线索清晰的特点,依然属于整体性研究的范畴。
强调整体性书写的翻译史研究对已有史识的梳理和援引胜于对新史料的挖掘和考据,因而过于依赖间接资料往往成其弊病。对此,孔慧怡(2005:12)曾批评说,“现有的翻译史引用的多半是第二三手数据,同时也颇爱引用名人评语,很少再加考证或思考;这个缺陷在叙述或讨论20世纪以前的翻译活动时,尤其明显。”我们也观察到,一些研究者即使是对某个翻译家进行专题研究时,也还只停留在对其进行生平事迹和翻译业绩介绍、翻译作品分类整理等方面,既无第一手史料发掘之功,也少有理论贡献可言。毋庸讳言,翻译史“整体史”撰写方式的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翻译学自身学术的不成熟,反映了一部分学者缺乏严格的史学学术训练,或不愿做扎实深入、细致艰苦的史料挖掘与考据工作。
二、翻译史书写的碎片化取向
翻译史的整体史书写方式适应和满足了翻译学“前学科”时期的学术需求,其重义理线索、宏大知远的同时,也有轻辞章考据、略于察微的倾向,加之以往的翻译史线性叙事模式趋于固化,“史料的停滞已成了翻译史研究新进展的一个障碍”(王建开,2007:56),因而译学界发出了“重写翻译史”的声音(孔慧怡,2002;2005),在重写翻译史的实践中,碎片化即为一种典型的取向。
碎片化并非新现象或新概念,这一话语自上世纪末就开始被广泛应用于信息、传媒、技术、社会、文化等领域,用来形容事物细碎、零散、断裂的状态。学术界提及“碎片化研究”,指研究中忽略整体结构,强调对个体、片段、局部的关怀。作为研究取向,碎片化的出现有着“去中心化”、“去宏大叙事”、“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背景。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对整体史撰写中的宏大叙事方式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它有着“潜在的危险的一元化趋势”(梅吉尔,2009:89),而历史中充满了断裂和偶然,并不一定按照设定好的框架呈线性发展,因而主张借助微观研究揭示宏大叙事所遗忘的、忽略的或抹杀的零散片段与细枝末节,为人们提供多种视角去认识被遮蔽和隐藏了的历史真相,因而对整体史书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提出了挑战。碎片化的翻译史研究不以建构统一的、综合的和整体的翻译史为目标,而以翻译史的史实深描、细节纠偏、细部还原为主要任务,这种取向包含了对宏大叙事史学予以反拨的意图所在。
其次,翻译史的碎片化研究取向也受到了传统史学中微观研究的影响。史学有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之分,前者侧重对跨时空历史现象的抽象、综合或概括,后者多指对单一事件、人物或机构的考证、比照和描述,两者有不同的研究任务和互为补充的研究视角。史学研究也有史观派和史料派之争,前者“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后者“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余英时,1982:2)。两派学术观点相异,却也相得益彰。观察各学科的历史研究,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特征:由宏观走向微观,由粗放走向深入和具体。随着翻译学科身份的获取,学科内涵发展的诉求日益强烈,宏观体系建构不再是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在没有获得进一步的史实支撑的情况下,整体史书写难出新意,容易落入“大而无当”、“凿空蹈虚”的窠臼,细致的微观研究成为完善和填补译学框架、丰富内涵的重要途径之一,精深的个案分析可以避免译史研究中的“简单认同”和“机械诠释”,更好地保持翻译史书写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因而可以说,翻译史研究的碎片化取向是伴随翻译学对微观研究的需要而产生的。
21世纪开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翻译史研究不能一味追求格局宏大,“回避不该绕开的个案”(卫茂平,2004:1),从而造成结构固化、史料薄弱、视角单一,因而转向碎片化研究寻求翻译史书写方式的新发展,于是个案研究、专题研究等细小选题的著述成果逐渐增多起来。如卫茂平(2004)采用跳跃的体例来展示晚清和民国期间德语文学的汉译史,表现译者对原作选择的随意性或偶然性,以消解宏大叙事中所设定的译者行为规律性的内在逻辑。马士奎(2007)和李晶(2008)聚焦于1966-1976年之间,再现“文革”时期被忽略的翻译活动,他们挖掘出来的“琐碎”史实改写了人们对那一段特殊时期翻译的认识。还有如王晓元(2010)和冯志杰(2011)采用非线性叙事方式,截取十分短小的时段叙述了晚清翻译史的多个方面,显示出“短时段”、“专题化”、“多样化”等碎片化研究的特点。再如杨全红(2010)的《翻译史另写》更是对翻译史的“另类”书写,该书没有统一的框架或完整的线索,而以15个细小的并不相关的个案研究表达对翻译史“不一样的观点”。
王宏志、邹振环和赵稀方可谓是推动我国翻译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领军人物。王宏志大力倡导翻译史的个案研究,其专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1999;2007)和《文学与翻译之间》(2011),以及其主编的《翻译史研究》辑刊(2011;2012;2013;2014)等均为“小题大做”的翻译史个案研究文集。邹振环专注从事翻译出版史的研究,其专著(1996;1998;2000a/b;2007;2011;2012)主要是以“近代”、“翻译出版”、“区域”、“译家”等为焦点的专题探讨,为翻译史研究提供了文献学的方法。赵稀方(2012)的研究打破了时间线性次序,而以深描的个案平行排列,理论观点隐而不显。三位学者的研究主题各异,而共同之处在于用细致详尽的史实说话,不以整体史书写为目标,以文化理论为背景却不作理论争辩,以个案中生动的细节描写展示翻译的多元面貌。
相对于传统史学而言,翻译史还处于新兴而边缘的位置,书写翻译史本就是对世界整体史的一种非主流关注。而翻译史研究所需史料多为散碎遗存的文本,广泛收集和充分解读文本碎片承载的信息才能拼写出完整的翻译历史。因而,碎片化之于翻译史而言是一种自身的需要。碎片化取向的翻译史研究具体、细致、客观,研究者聚焦局部、放大细节,以实证、深描的方式突出内容而淡化宏观结构,而使翻译史中某个时间截面、某个局部区域或某个独特个体的细部特征越来越清晰。历史碎片的呈现与解读可以丰富、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例如,王宏志(2011)对鸦片战争中翻译的研究让人们认识到宏观史中无觅踪迹的译者其实并非无足轻重,他们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世界宏观史的书写不能轻易将之忽略。这无疑会促使学界重新检查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进而加深对翻译史、对翻译史研究以及对翻译史书写的理解。
但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美,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不足。史学界最初是将“碎片化”作为问题引入讨论的。1987年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在其《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书中对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观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指责其仅仅满足于表象的罗列,背弃了总体史研究的传统,而使历史学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多斯,2008:167)。美国史学家多罗西·罗斯(Ross,1995:651)也指出美国史书写中宏大叙事的缺失成为了一种常态。碎片化研究容易走向极端琐碎与分散而变得脱离整体关联,研究日益细碎的趋向也衬托出部分学者宏观思维的不足和理论抽象思维的退化,国内史学界对此不无担忧,2012年《近代史研究》杂志专门组织过一次关于“碎片化”问题的笔谈③,诸多学者对一些研究缺乏“宏观历史意义,,而只关注细节的现象进行了热议。
三、翻译史书写的会通视角
“碎片化”究竟会否将史学研究带向困境,史学界对此观点不一。翻译学界并没有参与针对“碎片化”研究的讨论,但从上述可见,翻译史学者正以自己的研究实践表现出对“整体史”和“碎片化”两种书写方式的思考与选择。从各类课题和出版发表的论文论著情况来看,翻译史研究并没有出现“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不可通约性的范式更迭,但恢宏的通史性研究和细散的碎片化研究之间的分野越来越明显,甚至有两极化的趋势。这两种书写范式并存的情况反映出翻译学科的发展正促使翻译史研究分工逐步细化,但如果这两种治史路数背道而驰且愈行愈远,那么势必会造成范式的对立。因而,探索这两者之间的会通之路是弥合范式鸿沟的需要,更是翻译史书写方式多样化发展的需要。
走会通之路是史学走向成熟的表现和史学未来的希望所在(王学典,2004:189),西方学者也很重视历史研究中的“会通”精神(龚留柱,2012:10)。会通的学术观并不难于让人接受,“如何会通”才是更需要回答的问题。综观整个史学的研究现状,结合翻译学学科自身的特点,笔者认为翻译史研究的“会通”包含如下之意:
(一)会通宏观与微观
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的差异首先体现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差异。翻译史的宏观研究着重对大跨度时空背景下人类翻译活动的发展进程进行全面描述,而微观研究则着眼于对某一时空节点独特翻译事件的精审考订与细节钩沉。微观史料的考据是勾勒宏观机理脉络的前提,但“个案求真”和“细节还原”仅是翻译史研究的起点,而绝非终点。正是基于不断挖掘呈现的翔实史料,宏观译史才能得以重新书写。宏观与微观旨趣不同、路径相异,两者本应相辅相成,不能机械割裂。
会通宏观与微观不是取代或否定这两者,而是联通和补充这两者。在翻译史研究实践中会通宏观与微观,发展第三种书写视角,需要兼顾两者不同的史学建构功能。通常情况下,宏观史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履行其“文化导向功能”(吕森,2005:15),微观史学则以彰显史实来扩大史学领域、推进学术深入为目标。会通是控制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张力,取中观层次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形成中间地带融合两者的界限,既保留微观研究的见微知著,又兼顾宏观研究的求全近善,既能突破局部而进行远阔的比较与抽象,又能在细枝末节中把握趋势与流变。
聚焦于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区域翻译史研究可作为探索整体史和碎片化之外的翻译史书写方式的另一种努力。介乎于全史和个案之间的区域史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我国的区域翻译史研究也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继热扎克·买提尼牙孜(1996)的《西域翻译史》和陈世明(1999)的《新疆现代翻译史》之后,先后有邹振环(2000)的《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林本椿(2004)的《福建翻译家研究》、陈爱钗(2007)的《近现代闽籍翻译家研究》、温中兰等(2010)的《浙江翻译家研究》、张旭(2011)的《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翻译家卷》、张秀仿(2012)的《河北省翻译史专题研究》、林大津(2013)的《福建翻译史论》等成果问世。但受整体史和碎片化的影响,区域史的书写也容易成为“小全史”或“个案集”,上述研究成果中不乏有区域内翻译家档案的汇集和以记叙为特征的翻译活动地方志,但不足以构成翻译史的新的书写方式。
学者们努力之下,会通宏观与微观的区域翻译史研究成果确有出现,张旭(2014)的《近代湖南翻译史论》堪称为其中的代表之作。该书以翻译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关系问题为导向,在中国近代翻译整体史的背景下对湖湘翻译活动进行考察,既揭示湖湘翻译的地域文化特质,更揭示翻译的社会文化建构功能,作者关注翻译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前后变化,使湖湘翻译史在中国现代化演进的宏大背景中微观展开,而不是局限于史料的考辨或“就事论事”的碎片解读。从纵向来看,该书截取的是中国悠久的翻译史中不足百年的一个阶段,从横向来看,它只占中国翻译版图中的一小块,但作者不以湖湘翻译的空间特质性描写和呈现为目的,而以湖湘翻译的时序演进来把握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脉动,全视野考察区域内翻译活动的内在与外在关联,从而在视角上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的会通融合。
(二)会通史实与理论
史学的反思特征赋予了其理论建构的功能,因而史学研究中“史”与“论”总是相伴而生。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曾说“翻译史的建设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翻译理论的最迫切任务”(Berman,1984/1992:12),指出了翻译史研究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翻译学家都会认同: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史研究不可分割,没有翻译史实形成的经验支撑,翻译理论就难以发展。如前所述,翻译史的整体史书写以结构框架为重,略于细节描写;碎片化书写则以史实再现为重,不事理论辩驳,因而会通整体史与碎片化还意味着要会通“史”与“论”。
人们常说“论从史出”和“以史带论”,然而“史”与“论”经常成为研究者难于处理的矛盾,翻译史研究中的“史实与翻译理论的结合”并非一个容易企及的目标。翻译史研究通常分为基于翻译学的历史研究和基于史学的翻译研究,前者更注重史料的翻译学理论关怀,后者更注重对以翻译为主题的历史事实还原。但现实是,偏重理论可能会被斥为疏离了翻译史研究的本体——史,专注于史的发掘也可能被批评为无译学理论贡献。外语学科背景的学者多缺乏严格的史学训练,发掘第一手史料成了难中之难,因而经常出现“有翻译理论无翻译历史”的情况,而历史学者从事翻译史研究时往往无心考虑翻译学理论的需要,因而会出现“有翻译历史无翻译理论”的现象。
“史论结合”需确保有历史研究的贡献与价值,同时还应有明确的翻译学理论指向。史学的首要任务是要彰显历史事实,简单罗列已知的史识并不能真正提升翻译史书写的品质,史料的搜寻、爬梳、剔抉、考辨是翻译史研究的基础。翻译史研究者不能满足于从已有的综合性或专题性史籍中去收集整理资料,而应加强治史方法论训练,在史料的辨伪辑佚方面下苦功,尽可能扩大原始史料爬梳的范围。是否具有翻译学的理论贡献也许可以视为翻译史研究与纯历史研究的区别所在。皮姆曾提出翻译史研究的几项原则:解释翻译为什么会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发生;翻译史知识的核心对象不是翻译文本,或文本上下文关系及语言特征;翻译史应围绕译者工作和生活的社会环境建立(Pym,1998:ix-x)。这实际上是要求翻译史研究者大力加强理论意识与理论反思能力,对“翻译是什么”、“翻译是如何发生的”、“翻译有什么功能”等根本性问题进行追问。不停留于呈现史料,而运用史料对这些理论问题做出回答,这关涉到翻译史研究的学科价值——加深我们对于人类翻译活动性质的理解。
在此,我们又可用张旭(2014)的《近代湖南翻译史论》作为会通史实与理论的一例。书中详尽的注释和长达13页的参考文献目录清楚地显示出作者史料爬梳的范围,其援引的《师伏堂未刊日记》、《湘报类纂》、《沈文肃公政书》、《澳门新闻纸》、《华事夷言》等众多一手文献可谓翻译学者罕为关注的,王东风教授由此赞其“更像是一位历史学家”,“尤工于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分析”(王东风,2014:4)。此外,该书充分借鉴阐释翻译学原理,以勒菲弗尔(Levefere,1992)的赞助者、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等操控理论视角对目标语文化、翻译规范以及译作接受情况进行分析,书中“赞助者”、“出版物”、“翻译人才培养”等章节主题无不体现出作者的文化翻译理论思想。
(三)会通史学与翻译学
学科内细化和学科间融合是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明显趋势。翻译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其跨学科性,翻译史更从本质上要求进行史学、翻译学以及其他学科间对象、方法与理论的融合。翻译史研究,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无论是以史带论还是以论带史,其焦点无疑应为翻译,但视野却不能仅限于翻译。
目前我们的翻译史研究已形成了多样化的主题与结构,有以空间划分的(如国别翻译史和地域翻译史),以时间划分的(如翻译通史和断代翻译史),还有以领域划分的(如翻译思想史、翻译理论史、文学翻译史、科技翻译史、口译史、民族翻译史、宗教翻译史等),但翻译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却失之阙如。翻译史研究者没有参加过史学界的理论论争,我们称为“史”的成果中有很多实际上难以获得史学家的普遍认可,翻译史研究尚未以自身方法的创新反哺史学或其他学科的发展。
中西传统史学理论和新史学理论为近年来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克罗齐(B. Croce)、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沃尔什(W. H. Walsh)等的历史哲学,法国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各种新史学流派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但国内学者却很少结合翻译史研究做相关评介和探讨,史学界所开辟的新领域、探索的新方法也很少获得翻译史研究者的及时反响。毫无疑问,不关注史学,翻译史研究难以获得长足的发展。因而,会通翻译学与史学是翻译史书写方式创新的内在要求,它要求翻译史研究者加强史学理论修养,在努力将史实与翻译学理论结合的同时,还需努力将翻译史与史学理论结合起来,将翻译史研究的发展置于整个史学发展的背景中加以观照。是谓既要“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
当然,翻译史会通的目光不应局限于历史哲学与新史学理论,还应关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动向,与之展开真正的跨学科的对话。法国年鉴学派的形成离不开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的发展,美国的新经济史与经济学、政治学等息息相关,心理史学汲取了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的营养,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则以实证主义方法和信念为指导。可以说,史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就有着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渊源。因此,欲推进翻译史研究,确立翻译学在整个人类学术史中的地位,除了加强对翻译史料的挖掘,更要加深对史学理论的理解,结合翻译研究自身的特色,追踪和把握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以翻译学理论为史学理论发展提供启示。
四、结语
翻译史书写方式的发展拓展了翻译史料发掘和整理的范围,丰富了翻译史实的叙述视角,还深化了对翻译行为与现象背后历史文化因素的认知和阐释。整体史研究和碎片化研究为翻译学提供独立学科合法性辩护,也为翻译学学科发展提供了必备的资料和重要的理论资源。本文对翻译史研究的整体史取向和碎片化取向进行了评述,并不是说这两者不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实际上,作为翻译史的书写方式,它们各有侧重,各有千秋,拥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翻译史研究分工逐渐细化,需要更为多样化的书写方式以回应学科发展的需要。会通是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的另一条道路,包括宏观与微观、史实与理论、史学和翻译学之间的会通,它并不否定整体史与碎片化,而为这两者提供联通和补充。笔者相信,在翻译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翻译史研究会探索出更多样更丰富的书写方式。
基金项目:本文受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钟书翻译思想研究”(15BYY020)、国家语委2015年度科研立项重点项目“国家语言服务的战略规划和政策管理研究”(ZDI125-49)、2014年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重点项目“面向广东省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语言服务方向研究生教育模式改革探索”(2014JGXM-ZD11)的资助。
作者简介
蓝红军，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研究方向：翻译学理论和翻译批评。
本文原载《中国翻译》2016年第1期，第5-11页，参考文献从略。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发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